「我發現，我們傾向於賦予我們的朋友固定的類型──就是文學作品中的角色在讀者心目中的那種類型。……同樣地，我們也期望朋友能遵從我們為他定下來的合理與慣有的模式，因而張三永遠不會做出不朽的樂章，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他的二流交響樂；李四永遠不可能謀殺人，王五再怎樣也不會背叛出賣我們。我們早在心目中做好安排，而且當我們越少與某人見面，就越滿意於每次聽到他的消息時都符合我們對他的期望。任何與我們規定好的命運偏離的，不僅令我們覺得意外，也違反倫理。我們寧可從來不認識我們的鄰居──那個退休的熱狗攤販，如果他在歷盡滄桑後出了一本偉大的詩集。」──納博可夫，《羅麗泰》
我始終只是個看電影的人。
對比同年紀且一樣曾在楊德昌劇組工作過的小魏魏德聖，他才真是拍電影的人。
我和小魏曾一起在日本導演林海象的《海鬼燈》劇組工作，這片從台灣頭基隆拍到台南、墾丁台灣尾，在南部拍片時我們還同一間寢室。當時我自認對電影極有熱情，加上剛出社會，總夢想著有一天能自己拍電影；而就是在跟小魏一起工作的那段時間，我的電影夢破碎了！因為我發現小魏對電影的熱情高出我百倍、千倍，我們在台南拍攝時的休息空檔偶有機會就一起去看電影，看完回來在寢室裡聊天也都在聊電影；這一段工作、生活的時間相處下來，我清楚地理解到：小魏就是一個以拍電影為職志的人，而我頂多就只是個愛看電影的人罷了！
我對於認清這件事既感到幸運也感到懊惱，幸運的是我不用到處衝撞歷盡滄桑就知道了：如果我沒有跟小魏一樣想拍電影的欲望及熱情，那麼我是不可能有機會實現這個夢想的。懊惱的是那之後的我該做什麼？只是愛看電影能幹什麼？
我仍舊費了不少功夫到處衝撞歷盡滄桑才終於明白：即使只是單純做個看電影的人，也不是那麼容易的，光是為了維持這個事就得付出不少代價，金錢、時間這些數得出數兒的度量都還是小事，甚至你整個人生都要因此而改變，你人生中的其他所有可能性亦都得自己一一抹殺、剔除。
如果這就是你要一生行走的道路。
參與《獨立時代》的製片工作是我出社會後找到的第一份工（只待了四天的《新新聞》不算），大學剛畢業的年輕人，還帶有一些理想與浪漫性格，總想先做自己喜歡的工作試試看，但不論如何到底是正式進入社會，也就非得嘗試去理解社會（再考慮是要抗拒或調適它）不可，而這恰恰是楊導拍《獨立時代》的母題。
即使距今已經廿年，本片所呈現的台北都會上班族男女百態仍然一針見血地揭開了這個社會的遮羞面紗。楊導以其一貫的犀利嘲諷態度帶領觀眾冷眼笑看這一切，而當時整個社會對他及所謂的台灣新電影其實也沒有太多好感，此所以楊導才會認為「『藝術』這字眼已經不只長久以來代表了一種社會公敵的敵意，同時也帶著充分的侮辱及謾罵。」（見附錄「寫在《獨立時代》之前」）
然而楊導在開拍前一晚的工作會議上還說過幾句令我長思良久的話：「一個人如果不夠獨立，他就開始會去怪別人；如果你不去面對社會，那麼社會也不會來面對你。」這些話一直給我帶來深遠的影響，每當我試圖逃避、抗拒，甚至產生毀滅或自毀的想法之時，這些話總是忽然在我耳邊響起。
在人際之間必須以一種或多種假面才得與人相處的社會裡，堅持真實的自我是多麼困難，甚至別人分不清楚你的真實與假面，而你也分不清楚別人（人總是不想被別人隨意「定型」卻又愛「定型」別人？）；然而，若能找到一種態度，堅持到底，那麼這社會未必沒有接納你的一天，就算你連那一天都活不到。
楊導於2000年拿下坎城最佳導演的《一一》迄今還未在台灣正式上映，而他已於2007年6月30日（台灣時間）因腸癌病逝。當年9月24日我已在有河放過一回《獨立時代》；2011年7月1日決定再次舉辦，除了紀念楊導之外，也可說是一次自我的電影書寫回顧：我以「686」為名於2001年6月24日開設明日報新聞台《深角度》，至今也已十三年，雖然換了兩次部落格（先是在無名小站開了《無角度》，現在則是在痞客邦開了《痞角度》），但十三年來始終不輟，追本溯源，《獨立時代》都是影響我至為重要的一片。
感謝這一路走來在我生命中遇到的所有人、發生的所有事，是這些總和的影響成就了今日的我。今日的我沒什麼特別，就只是一個看電影的人而已，如今出書只是把自我嘔出來，提供給有興趣的讀者作為借鏡，同時給自己一個交代、一個提醒，剩下的路有多長，就看我能堅持走多遠以及走多久了。
已故的美國影評人羅傑‧伊伯特（Roger
Ebert）說他《大國民》（Citizen
Kane）看了不下一百遍，「其中可能還有六十次是逐鏡逐鏡看的，但此刻我仍然樂意再看一次。」（《在黑暗中醒來：羅傑‧伊伯特四十年精選》，上海譯文出版社），這正是看電影的人會做的事。
當然我也沒忘記自己目前還是一間獨立書店的老闆，不過不論如何，讀書、看電影、寫作都是我此後餘生只想做也只會做的事了。
是為之序。
詹正德 2014.11.11於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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