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出版社：一個人閱讀，一個人思考: 《邊境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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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28日星期三

譯者新版後記──重返邊境／國

文／梁家瑜

　　約莫一紀^¹之前，我剛從巴黎回到台北，伴著在柏林找到的那個在我心裡的人，對自己的前途感到一片茫然。歸國後第一個夏天，我們每天在台北市的咖啡廳裡，埋首翻譯著托努的《邊境國》──我翻完一封「信」，她為我校訂一封「信」，就像是書中那個拿補助到法國做翻譯的東歐作家，把一封又一封信寄給那個不知是否存在的安傑洛一樣。直到今天，我才知道托努真的在一九八三年笑說要去巴黎寫小說，並真的在約莫一紀後，拿法國翻譯補助款去巴黎寫了這本小說。

　　然後，一紀過去了。《邊境國》二零一一年在台灣出版後，於翌年在香港化成了一齣小劇場演出^²。三年後，台灣在春天、香港在秋天登上了國際新聞，而在兩者之間的夏天，托努的故鄉（或是小說中的「邊境國」）的故事，以紀錄片《歌唱革命》的形式在台灣發行──我終於看到了波羅的海三國那個年度慶典，那個在太陽永遠不會落下的那天，大家編花環戴在頭上，跳舞唱歌的日子，在我的電腦螢幕上──但我現在才知道，在一九八八年的那次慶典，讓托努在八三年的說笑成為可能：八八年，愛沙尼亞人第一次在蘇聯政權底下，在慶典上唱出自己的歌；八九年仲夏，他們先是牽手串起三國──記錄這次牽手的文件已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記憶計畫」──而他們牽手的那天，則成了歐洲的「史達林主義與納粹主義紀念日」。那段我兒時在收音機上聽說的遠方的故事，在那個翻譯《邊境國》的夏天，彷如遙遠的過去，而我以為在台灣和愛沙尼亞之間，連結的只是那個虛幻的、咖啡座中會遇到虛幻的安傑洛的巴黎。

　　但那顯然是個誤解，而在《邊境國》出版三年後就該明白的是：連結台北與塔林的不是巴黎，而是莫斯科與北京，它們彼此之間據說「合作無上限」──巴黎不過是個意外，我和托努意外先後都到過這個城市，但我們都回到了自己的地方，在歐亞大陸的兩端，被兩個巨大的帝國隔開。其中一個帝國，在台灣的立法院被佔領之前不到三個星期，佔領了烏克蘭的克里米亞；在太陽花運動第一次見到太陽的三月十九日，克里米亞的親俄派佔領了當地的海軍總部，當天，烏克蘭的國旗被降了下來，換成了俄羅斯國旗，飄揚在克里米亞風中。八年後，在俄羅斯（不宣戰便）全面入侵烏克蘭一個春秋之後，英國影集《王座》（The Crown）終於對兩紀之前，在香港的另一場換國旗上升的情景表達了看法──透過修改歷史文件的方式：當年英國女王讓查爾斯親王代為宣讀的演講，並未表達她「深信香港獨特的個性和精神，能給世界上一堂關於獨立與進步的課」。在這年春天，烏克蘭總統成了全球抵抗侵略的代表，同時，西方各國都在問：「台灣是不是下一個烏克蘭？」一直問到夏天；到了夏天，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台，瞬間讓問題彷彿有了肯定的答案；夏天還沒過完，立陶宛──這個在八八年與愛沙尼亞牽手的國家──派交通暨通訊部政務副部長率團訪台。邊境國如今不再是「無形的」，「對這邊或那邊都一樣」。甚至，邊境國們彼此之間，也不再是「無形的」。然而不變的是：「一個邊境國無法存在。」──除非，「人們準備好為他們在地圖上的位置濺血，因為……」因為什麼？烏克蘭人與香港人會有一樣的答案嗎？俄羅斯人和中國人會有一樣的答案嗎？

　　於是，我理解到──我突然發現，在一紀之前回台北的飛機上，我揣著的那本輕薄的《邊境國》，不是關於那個在夏至不落的太陽底下歌唱的地方，或是那個一切都過於熱情的亞熱帶島嶼，也不是關於我透過一個自覺隱形的國家看見了我自己出身的那個隱形的國家。我突然發現，我是揣著另一個人懷抱自由的夢想一紀之後寫下的小說，在又一紀多之後帶回了台灣，然後又一紀之後，我才明白這一切都要結束了。在我與托努之間透過《邊境國》串起來的這條線，橫跨的不是歐亞大陸，而是開始與終結，自由之夢的開始與終結。在期間，我們（在不同的時刻、地點與語言中）從對西方的幻想到幻滅，從對自由的享受到困惑，直到現在，我們又重新看到了那個在一切開始之時的陰影：托努大學時期的學生公寓、我兒時餐桌播報波羅的海三國新聞的收音機，旁邊的報紙只有薄薄三張。而在我這遲來的理解之前，香港青年已經在街頭奔跑，而街頭則因煙霧彈而朦朧──彷如未來的預兆──不久之後，煙霧轉為烽火，而在火影中被包圍的理工大學，將要轉移到哪裡？

　　於是，邊境國是什麼？我們是否又回到了邊境國？又要再次隱形，再次回到自由只能夢想的世界，儘管打字機早已成了古董，手機已成了我們的義肢，而自由或許已無處可尋──至少，那個逃出邊境國的敘事者逃離巴黎後，「那是我的秘密」的自由，如今已岌岌可危──特別是在兩年多的新冠疫情之後。這是個詭異的轉折。只有在新冠疫情期間，邊境國與非邊境國之間的差異被抹消了，取而代之的是國家經濟實力的差異，清楚顯示在各國疫苗施打率曲線中。

　　但邊境國本身並沒有被疫情給取消。如果，邊境國指的不只是在一切中間，不屬於任何一邊，無法被看見，而是無法真的進入任何一邊並被容許，甚至被要求消失，那邊境國們依然是邊境國。而《邊境國》，詭異的，卻是在邊境國似乎不那麼「邊境」的短暫時刻，才能夠出現，而我才能在不屬於邊境國的巴黎，遇見她，這個無休止地說著、只為了填滿這個世界的空虛的、不知名的她。《邊境國》在邊境國的故事，不只是「我的鏡像、我的雙生、我的對偶」，而是「看見」這鏡像、雙生、對偶的那短暫的一瞥。在這一瞥過後，我們可能又要進入看不見對方──也就是自己──也就是邊境國──的漫長、寒冷的冬夜。真正的問題是：無法逃離祖母的回憶的我們，是否能逃離彼此的回憶？至少，我沒忘記米耳飛，因為托努把她寫進了《邊境國》……

1 一紀共十二年，古漢文中以歲星（木星）「繞地」一周為一紀。見《國語・晉語》。

2 在《亞洲劇力無邊界・第二擊》，香港劇團「小息」演出《邊境國》，問道：「理解是否可能？」見https://littlebreath.com/portfolio/border-states/。

2023年3月22日星期三

新版作者序──永恆的邊境（國）狀態

托努‧歐內伯魯

梁家瑜／譯

　　在一九八零年代早期，當我在愛沙尼亞小小的大學城塔圖（Tartu）唸生物學的時候，有個朋友問我為什麼只寫詩，不寫小說。是的，我當時已在某些地方發表了幾首詩，而且確實，我那時已經做了決定：我的未來在寫作，而不在科學研究。做個動植物學家一直是我兒時的夢想，但此時已然不同。我自己的天性似乎提出了比植物、動物和生態系統中的未解之謎更迫切的問題。此外，文字的世界向來吸引著我。單純的文字，以某種方式組合在一起，成為一首詩或是一篇散文，對我產生的影響無可比擬。但我對朋友的問題沒有答案。我知道他的意思。小說比一首簡單的詩更龐大，更像是真正的文學。我們全都、或者幾乎都會寫某種詩。詩沒那麼複雜。但我們當中沒有人寫過可稱作小說的作品。我自己也沒有。事實上，我甚至連寫小說是什麼意思都沒概念。我讀過很多小說，有幾本很欣賞，但閱讀並不會直接教你怎麼寫，怎麼創造一個新的世界，屬於你的世界。

　　我們坐在我的學生公寓裡──還是該怎麼稱呼它？那是間殘破的房間，位在一棟離河不遠的腐朽百歲老木屋裡。那時，冬天依舊嚴寒，壁爐中的柴火只能緩解片刻。但那些是充滿喜悅的片刻。當時我認為我的房間幾近完美：它是屬於我的。那裡我已經有自己的打字機，南斯拉夫製，很難得手（打字機，就算沒被禁止，在當時也還被視為有害公共秩序），我的錄放音機，我的書，還有一整盒黑膠唱片，大多是古典樂，但也有愛迪‧琵雅芙（Édith Piaf）。當我的朋友提出那個不知打哪來的問題時，正唱著歌的就是琵雅芙。我們喝著匈牙利產的葡萄酒，或許還點著一盞蠟燭，又或許當時寒冬已過，春天已到，而窗戶正開著。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但或許在葡萄酒的幫助下，突然靈機一動，我說：「小說，我要在巴黎寫。」我的朋友笑了（我想），彷彿我說的是笑話，而不是認真的回答。沒有人從蘇維埃愛沙尼亞去巴黎的──我的意思是，沒有任何我們認識並認為是正常、體面的人這麼做過。身為作家，你得對黨和蘇維埃意識形態折腰，並做出過於沈重的讓步才有可能──當然，對我們而言，這不可接受。我們沒有人出過國。我的巴黎，是個近乎只存在於書本中的地方，而那些書多半是許久之前寫成的。然而，就算我的回答是以有點諷刺的方式迴避問題，但在內心深處，我卻是認真的。在心底，我確信（就算這個想法如此荒謬）我終將前往巴黎，置身其中，更自由，更自在，比在自己出生的國家更敢於做自己。嗯，我同意，那是個相當天真、相當浪漫，也相當老套的夢想。而我對朋友的承諾也不是認真的。我早忘了。

　　同時，一切都變了。突然間我們被允許去巴黎了，想去幾次就去──我們貧窮的東歐褲袋裡有或沒有錢都可以去。順帶一提，我們那時才剛得知一件事：我們是個特別的「種族」，不同於真正的歐洲人。

　　我自己也經歷了不少變化，發表了幾本輕薄的詩集，翻譯了幾本法文小說（我在學校從沒學過這個語言），同時生活在一個再次獨立（且極度貧窮）的國家，而且已經去過了巴黎，甚至還去了兩次。但我卻還沒寫出一本小說。確切地說：我寫過。我在當時生活的小島上寫過，但完成之時，我明白那部作品什麼都不是。我把它扔進壁爐裡燒了。在九零年代早期，在那座小島上，那部作品還只是草稿（儘管是打字機打的），只是一疊紙──一本小說。我不確定會不會再試一次。周遭充滿了太多新的機會。過去的夢想，在失能的社會中作的夢已然不再重要。有些人去搞錢了。有些人去搞政治。有些人出國之後再也沒回來。文學似乎不再是這一切的中心。但對我而言，文學依然是中心。而就算我現在已經知道真實的巴黎不是夢想中的那個地方，讀著舊的（甚或是新的）小說，它還是強烈地吸引著我。那裡一定有些什麼！然後，出乎意料地，我拿到一筆補助，來自法國政府（愛沙尼亞政府那時還太窮，沒法給作家任何補助），是一個翻譯計畫補助。

　　因此，在一九九三年早春，我又到了巴黎，口袋了有了點錢，還有屬於自己的房間！而腦袋裡卻沒有要寫本小說的想法。比起寫作，我更想體驗這種新的自由，這個新的生活，以及這個我渴望發掘、建構、創造的新自我。但我那時不知道，對我而言，生活與寫作如此緊密相連。

　　而在那兒，在巴黎，我遇見了某人，一個完美的陌生人，一個對我的出身、我的歷史、我的過去一無所知的人。我開始寫信給他，用法文（他不是法國人），但在幾封信之後，我明白到信開始變得冗長，開始變成某種不同的東西。我不再寫信給他。相反地，我找到了一個被創造出來的聲音（但依然是我的聲音），它開始訴說、告解、寫作──對著一個虛構的收件人。不知不覺我開始寫一個故事，一本小說。就這樣，這事依舊在巴黎發生了。有時候，透過愚蠢或是搞笑的話語，我們說出了真相。

　　如今，那些時光似乎如此遙遠，已然彷如「歷史」！在小說裡，敘事者有台電話，掛在他房間的牆上，只有他在家的時候才能夠聯繫到他。離開家在當時意味著離開一切連結。那是另一種自由，如今幾不可得：出門並消失在大城市的人類叢林裡，口袋裡沒有電話。沒有人知道你在哪。沒有人知道你是誰。

　　在那些年，九零年代早期，那短短一段時期間，歷史似乎失去了其恐怖的力量，而自由似乎是場沒有邊境、永無止盡的冒險，可不是嗎？我們相信過去徹底過去了，被我們拋在身後。但沒有，它回來了。事實上，《邊境國》的敘事者並不確定他召喚的這個「不可想像」的過去真的離開了。他最深的恐懼是，這個過去就在某個路口轉角等著他，帶著它全部的殘忍與荒謬。不知為何，現在這發生了。東歐，先前似乎已融入這個巨大的現代世界，再度成了地圖上的一道紅線。紅意味著：血。紅意味著：可能的危險。紅（在此）意味著：我們不知道。再次，當下令人害怕，未來一片朦朧。我們又回到了邊境國裡。在某種意義上。當然，這並不是「回到」。當我在一九八三年承諾要在巴黎寫我的第一本小說時，我或許無意識嗅到了將來臨的巨大改變──那些巨大改變並不只是更自由的國度、更自由的人、與更快樂的世界。它們也帶領我們進入了更混亂的世界。在《邊境國》裡我親歷一個轉折點，既是個人也是歷史的轉折點：我身處其中。而我們是否正將來到另一個轉折點？或許比我更年輕得多的作家能嗅到，並表達出來。我只能說，我的感受出乎意料地沒有多少改變：人類的生命總感覺就是個完美的邊境國。一種永恆的跨越，朝著漫無目的的明日而去，口袋裡甚至沒有一台iPhone。

2023年2月24日星期五

邊境國（30周年經典版）

波羅的海議院（Baltic Assembly）年度文學首獎
愛沙尼亞獨立以來外譯成最多國語言的文學代表作
問世三十週年經典紀念版
特別收錄作者專為中文新版撰寫之序言

人類的生命總感覺就是個完美的邊境國。一種永恆的跨越，朝著漫無目的的明日而去。

無名敘事者從曾在共產鐵幕籠罩下的東歐來到自由富裕的西歐，經歷種種衝擊與事變，陷入了回憶、想像與現實的模糊交界，開始寫信給一個不知是否存在的收信人，無休無止地傾訴、告解。敘事者告解說自己殺了戀人，一名享有高社經地位的法國教授，隨後揚長而去，逃脫法外，不知所終……至少留下的信中是這麼說的。

邊境國（border states）指的是位於西歐與俄羅斯之間，包含愛沙尼亞的一系列國家。這些國家曾是蘇維埃的一部分，也成為歐洲防堵蘇聯共產政權擴張、深入到他們內部，乃至跨越他們的「邊境」。而人所劃定的邊境是無形的，是故邊境國也似乎並不真的存在，為他人無視。蘇聯解體後，夾處在東西之間的邊境國，開始尋找自己的認同，面對自己在夢想的新世界中的不存在狀態。

托努‧歐內伯魯作為愛沙尼亞脫離鐵幕後第一代也是最受矚目的作家，本書是作者對愛沙尼亞獨立、開放邊境、加入歐盟後，愛沙尼亞人面對的身分認同與溝通問題的深刻反省。對照同樣夾處強權邊緣的台灣，本書具有特殊的──從他人眼光重審自身的意義。

而三十年過去，歷史輪迴重演，強權再次威逼，不管在歐洲或亞洲，邊境國依舊在存在與認同中掙扎。

我們相信過去徹底過去了，被我們拋在身後。但沒有，它回來了。
東歐，先前似乎已融入這個巨大的現代世界，再度成了地圖上的一道紅線。
再次，當下令人害怕，未來一片朦朧。我們又回到了邊境國裡。

作者簡介

托努‧歐內伯魯（Tõnu Õnnepalu）

1962年生於愛沙尼亞首都塔林（Tallinn），托努‧歐內伯魯在蘇聯體制下經歷過整個青少年乃至青年時期，1985年結束在塔圖大學（Tartu Ülikool）生物學方面的學習後，便投身寫作。除了創作與翻譯外，還當過自由記者、文學雜誌《Vikerkaar》的編輯、以及巴黎愛沙尼亞文化中心負責人。2006年，愛沙尼亞文學中心（Eesti Kirjanduse Teabekeskus）將歐內伯魯選為愛沙尼亞共和國獨立以來最優秀的作家。

他的作品圍繞著孤獨、性、社會生活、宗教自由、權力與背叛等人性主題，並在文字風格上展現出獨樹一格的國際性－──試圖讓自己的文字通過翻譯後仍易於理解，並且不執著於傳統所謂的「愛沙尼亞文學傳統」而自限於只有愛國人能瞭了解的主題；加上他週周遊列國的生活方式，讓他經常被稱為是「全歐作家」。

著有《邊境國》（Piiririik, 1993）、《價格》（Hind, 1995）、《公主》（Printsess, 1997）、《練習》（Harjutused, 2002）、《廣播》（Raadio, 2002）、《法蘭德斯日記》（Flandria päevik, 2008）、《樂園》（Paradiis, 2009）、《春天和夏天和》（Kevad ja suvi ja, 2009）。

譯者簡介

梁家瑜

英國薩塞克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博士候選人，英法文譯者，音樂依賴症患者。

2012年1月4日星期三

身分的徘徊─永遠的《邊境國》

　　後現代的焦慮不是道德的焦慮，是選擇的焦慮。在一切崩垮、被挑戰的年代，人們必須迅速在眾多選擇中找出屬於自己的標籤，往身上最明顯的地方貼，才算是給了社會一個交代，有了安身立命之處。托努的《邊境國》看似討論東歐和西歐、男性或女性、現代性和非現代性、生者和死者、童年和成長、現實和非現實的碰撞和權力關係，但其實更是站在兩者其中，不選擇也不焦慮，對著定義模糊的陌生人，敘述著《邊境國》的一切。

　　那聲音來自一位出身愛沙尼亞的翻譯，他到了法國，遇見了對他有興趣的情人，他接受了情人的邀約，搬進了他的公寓。公寓裡有他“一直夢想著擁有”的玻璃傢具，床放在挑高閣樓上，他“熱愛”那充滿戲劇性的樓梯，像是活在劇場裡，而他是戲裡“咀嚼著陰暗的念頭”的主角。他著迷了。他著迷與這個公寓，卻同時發現那著迷本質的虛無和的實際的不堪（最後我終於明白這些玻璃是不會乾淨的）。

　　公寓的主人──一位擁有社經地位，能夠以西歐視角觀看、空談各種政策與論述的年長教授──並不受作者青睞，他在與他共處時感到自己是出賣身體獲得資源的婊子，坐在他的對面不是想把他推下身邊的運河，就是冰冷地拒絕他感受到的情慾。他厭惡他西歐人的天真，也厭惡同樣來自東歐的同胞；他對櫥窗中精緻的商品感到可笑，同時嘲笑窗外那些和他一樣買不起這些商品的人。兩者都讓他討厭。他意識到自己身上的所有標籤，隨即伸手一一撕下，隨手丢在路邊。

那他在哪裡呢？他像遊魂一樣走在城市裡，只是觀看。他像赫拉巴爾一樣處處看見底層的珍珠，但他不在他們中間。他保持著距離，像一條鬼魂。東歐貧窮的童年不停追上：祖母的嘮叨、難聞的氣味、溼冷的森林、陳舊的傳統……他離開那個城市，逃離了那一切，但他的逃離沒有終點，因為自由只存在移動裡，一個永遠無法掌握的概念。於是他再次摧毀巴黎的一切：情人、公寓、正當身分。再次上路。

“邊境國”在歷史上指的是位於西歐與俄羅斯之間的國家，“為了防止蘇聯共產主義擴充”而存在，換句話說，邊境國不是身分，是身分的徘徊，是曖昧、是隔離、是拒絕。書裡的主人公離開了地圖上的邊境國愛沙尼亞，但他到的地方不是身為拒絕者的西歐，也不是被拒絕的俄羅斯，而是形而上的邊境國：身分在那裡是流動的，不斷被重置、推翻；只有意識，幾乎透明。而愛與被愛、慾望和被慾望，像自由一樣只能在距離外的想像中被挑起，復而在觸碰的當下崩跌，被輕易地閃身避開。

沈意卿，英國西敏大學視覺文化碩士，曾任職各種媒體：廣告、雜誌、網媒，編寫網路遊戲、動畫劇本。譯有《咿咿咿》一書。部落格《桃紅柳綠，生張熟李》http://planetary-strangers.blogspot.com/

2011年11月2日星期三

古今書房:鏡面兩側的邊境國

2011.10.31《台灣立報》書評
文／唐澄暐

四五年前，當台灣的選舉大賽進入捉對廝殺時刻，各地拆除蔣公銅像的事件就像WWE（註1）的賽前喊話一樣，挑撥、刺激全場支持者的情緒，讓場邊狂吼的觀眾們產生戰爭般的幻覺，彷彿什麼都可以輸，就這面旗子絕對不能被對方扯下。

當時，我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處理國際新聞，多少也遠離這華而不實的戰火。但有一條中央社外電吸引了我的目光：當蔣公銅像陸續被拆下的同時，波羅的海邊的愛沙尼亞，正因為前蘇聯紅軍銅像的拆遷與否，而在國內興起激烈的爭辯與抗議。

蘇聯吞併愛沙尼亞期間，不僅改變了原本的國土範圍，更改變了族群結構；蘇聯把大量愛沙尼亞人流放至西伯利亞，並移入大量俄羅斯人，形成今日在獨立後愛沙尼亞仍占1／3人口的俄羅斯裔族群。雖然台灣人總喜歡把自身的一切，不管是政治、族群、經濟還是人情味都形容成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東西，但若注意到這條外電，很少有人不會在瞬間體會，為什麼有人急著將銅像拆除，有些人卻堅持這些銅像有不能拆的理由——彷彿是兩國說好要一起進行似的。

就像這本不多見的愛沙尼亞小說《邊境國》中，主角對傾訴者的形容一樣，「你是我的鏡像、我的對偶、我的雙生。」我們各自處在大陸的東西側，一邊都朝著出不去的大海，一邊卻都是沉重的「祖國」排山倒海壓來，這樣的對稱讓我們如同鏡子般，從另一個國度的描述中看見自己的面貌。

《邊境國》是一份來自東歐某處的人，寫給某個義大利男子的信，像真實生活中任性妄為的信一樣，收信者存在與否一點也不重要，那只是讓自述有個假想對象而已。信件講著他從東歐來到西歐的一切新體驗，從物、人到心靈，以及每一個體驗在東歐故鄉的對應。

對主角來說，進入西歐後的一切令他目眩神迷，自由的言論、發達的消費、享樂的生活……相較之下故鄉的回憶彷彿都是陰沉而充滿傷痕的。但主角也無法徹底享受這新世界的生活，儘管故鄉不堪回首，卻也是最堅實的生命根源；而失了根的美麗新世界，卻也在在透露著強烈的虛無。

主角的信件，成為對繁華西歐表象下空虛的批判，他自己的每一天就像是在當下與過往、在愛與恨、在真實與幻想的對立與矛盾中不停漂蕩的旅程，始終無法安定。不僅在信中他一再否定自己有個確實的故鄉與往事，甚至也難以揣測他的性向，所有在身上的標籤只寫著不確定。唯一從信中確切得知他最確切的慾望，是想在眼前清潔無瑕的美好表面下，爆發一切無謂的混沌，直到自己徹底結束在這燦爛的新世界中。

造就如此強烈不確定、不存在感的力量，來自於急劇的變遷。蘇聯及其他在1991年後消失的共產國家人民，在新獨立的國家外殼之下，面對的不僅僅是政治、經濟變化，所有生活方式、言論，以及看待周邊從國家、民族或他人的態度都被迫做出很大的改變。此時的愛沙尼亞不再是蘇聯的一份子，卻也尚未投入資本主義的世界；在這轉變的時刻進行觀察，就如《邊境國》成書的1992年，不僅呈現了轉變過程中的不確定感，更藉此讓觀察者站上同時遠離一切的超然地位，讓其眼中人事物紛紛呈現其兩極與過渡狀態。

「什麼都不是」的邊緣地帶，一直是個能看清所有事物的好位子。雖然要承受缺乏歸屬的不安，卻也少了很多負擔與包袱，總能看見各種人不可見之細節與意義。然而，《邊境國》作者歐內伯魯在書後訪談中坦言，今日的愛沙尼亞在擁抱自由市場之後，早已失去了當初《邊境國》的不確定感，而徹底成為當初書中主角所仰慕又妒恨的西方世界，也將當初書中所感受的虛無與困境化為日常生活，或許也將成為將主角淹沒的那個世界。

而在鏡面另一頭的台灣呢？雖然檯面上來說仍像是個「邊境國」，但這也只是外殼。私底下的我們似乎再確定不過了，幾乎毫不抗拒地接受任何一種新世界到來，況且不管它們外表是哪一個國家，背後都可以說是西方世界。卡債、金融危機、房價高漲到無法住人……我們毫不猶豫地接收了所有發生在美好世界裡的處境，早就失去了站在超然點看待一切的眼光，卻總是嚷嚷著台灣的獨特性，同時還盡一切努力想加入別人的陣營與主義中。但願主角那封信的結尾不是鏡面兩側我們的結局：金融卡被提款機吞沒，沒有了錢，如同沒有了一切，然後天地間不管有什麼，終點都像是一片空白。

註1：世界摔角娛樂（World Wrestling Entertainment）或稱美國職業摔角，為目前世界最大的摔角企業，節目在台灣有線電視台有固定播出。

2011年10月23日星期日

愛讀書《邊境國》

2011.10.18《自由時報》愛讀書
文／Borax

　蘇聯解體前，在西歐與俄羅斯之間，有好幾個國家，包括愛沙尼亞，都曾做為「邊境國」，用以防堵共產主義擴張……愛沙尼亞作家托努．歐內伯魯（Tonu Onnepalu,1962-）以這段歷史為隱喻，藉由一封封或長或短的信箋，拼貼成故事：一名東歐譯者旅法期間邂逅年逾半百的教授，兩人之間流動著同性愛、權力與階級的角力，最終釀成無可挽回的悲劇。與克里斯多福．伊薛伍德《單身》聚焦高級知識分子主題微微相似，鏡頭卻挪至年輕譯者身上，藉由詩意滿洩的文字捕捉往事掠影，無論是愛沙尼亞獨立前，男子和老奶奶相伴的童年回憶；或是漫遊巴黎、前往阿姆斯特丹的苦味旅行，托努．歐內伯魯不在乎政治正確，著力展現東歐男子面對「差異」，內心的巨大掙扎和衝擊：是對於物質浮華的咋舌，是對於學術虛偽的嘲諷，是對於國族政治的敏感，也是對於愛與被愛的無能為力──在身分的徬徨迷惘中，每一名離鄉者，其實也似一個「邊境國」，踽踽獨行在時間與地理的虛線。

2011年10月20日星期四

空白的投射認同

2011.10.13《破報》書評
文／小麻

「邊境國」（Piiririik, pays frontière, border states）在中文來說，是個描述性、詩性強烈的字眼，指涉出一個被核心所反吸兼擴張的邊陲之境，的默索；在歷史上，指兩次世界大戰間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羅馬尼亞等國，名稱出自西歐的邊境國政策，是個內含強烈區域政治性的專有名詞。出身於愛沙尼亞，生活流竄在多國間的作家托努，其書《邊境國》以微小的書信篇幅，娓娓道來身為「邊境人」對西歐（在文中特別以法國為象徵）擺盪與投射下的默索生命狀態和邊陲國際的宿命。

或者更謹慎地說，《邊境國》是在處理全球化過程底下，始終作為邊陲區域中的個人生命，如何在智識上尋求模仿、被「世界文學」反吸，以及在認同上的退化，乃至於最後站立在池畔，投射的目光只能落回窮途的空乏。就連各國讀者臆測許久的敘說者性別，以及在性別確認後的同性戀情節，不過是目光投射反映的鏡像，他寫：「我等著……一個預兆，讓我知道我有權進去。」但另一個嚴肅的指控可能藏在背後，是邊陲區域知識分子的崇媚鬼魅，這個知識份子的權力是被讓渡還是被剝奪，托努說：「整個東歐都變成了妓女……我們是文明的。我們知道歐洲是什麼。我們讀過傅柯。」多麼嘲諷，卻連站在台灣的學者可能也莫名被點名。

2011年9月9日星期五

《邊境國》譯後記／梁家瑜

　　其實已經翻完了，我一切都已徹底迷糊，說真的沒什麼好說的。再多說，那就純粹是出於一種惡劣的心態與習慣──喜歡說話。

　　愛沙尼亞……說這本書是第一本中文的愛沙尼亞文學翻譯，好像很偉大……但當我在從羅馬出發的飛機上，正要前往立陶宛時，腦子裡不斷出現的是我自己古老幽遠的回憶，我兒時的早餐桌，大約十歲吧那時候。每天早上，我爸都會在吃早餐時聽廣播──那時還沒有第四台。早晨的新聞廣播總以慷慨激昂的管樂曲開始，The William Tell Overture。國小五年級，總感到外面的世界很刺激，總想著有天我要出去闖蕩；新聞聯播那時老提到愛沙尼亞、立陶宛、波羅的海三小國什麼的，穿插在沒完沒了關於北京的動盪新聞中。整個世界似乎都在變，在動盪，激動人心。那年一九八九。

　　當然我沒那麼快出去闖蕩，我還得看兩年七龍珠；聽說聖鬥士星矢有北歐篇，但我就是沒機會看。

　　所以，很搞笑的是，在我踏上波羅的海三小國的土地，走出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的機場，看著那藍得有點濃郁又過分清澈的天空時，腦子裡閃過的，竟然是聖鬥士星矢的北歐篇，一段我從沒看過的故事。

2011年8月20日星期六

邊緣者的呢喃

2011.08.06《中國時報開卷版》書評
文/何致和（作家）

正如書名所示，愛沙尼亞作家歐內伯魯這部創作於1993年的作品，可說充滿來自「邊緣」的聲音。

愛沙尼亞人口僅一百多萬，1991年始脫離蘇聯獨立。小說敘事者從這個東歐波羅的海小國來到巴黎，在文化政治與社會經濟面上，很難不被自居歐洲中心的法國人以「憐憫的眼神」視為他者。而主角若隱若現的同性戀情關係，亦讓他在這個由異性戀主宰的感情世界中，落到了邊緣的地帶。

雙重邊緣的身分還不足描述這部小說敘事者的位置。主角雖在邊緣發聲，卻沒有企圖進入中心，反而選擇以書信體的形式，讓敘事位置更加往私密的角落靠攏。離散者的書寫似乎經常可見此種寫法，他們不敢奢望多數人傾聽，從頭到尾只抓住一個人訴說。如此的拘謹與親暱，反而能讓作者在文字上縱情肆意，擺脫主流小說線性的情節推展，甘願以唯美到近乎詩的筆法，耽溺在邊緣特有的那種自我反覆敘事中。

《邊境國》說的是兩種身分的不安定狀態，我們仍能從那充滿飄泊與蒼涼的呢喃中，聽見敘事者對「存在」的微弱呼喚。不分差異，每個人都活在這個地方的中心，也都居於另一個地方的邊緣。該如何確定我們真有在這些地方存在的權利？這本來是有關本體與認同的哲學問題，歐內伯魯卻以美學技巧揉入充滿抒情調性的小說，可以仔細傾聽。

2011年7月31日星期日

《邊境國》攝‧影展

配合第一本愛沙尼亞小說《邊境國》在台出版，八月份一人出版社與學校咖啡館合作舉辦一系列「邊境」為主題的活動，包括網路徵件的攝影展，及以邊境為主題的沙發電影院，精選三部在台灣難得有機會欣賞的經典作品，歡迎一同來跨越現實與想像的邊境。

《邊境國》攝影展

2011.8.10 - 2011.8.26

開幕酒會/ 2011.8.12 Fri. (免費酒水茶點)

PM7:00 開幕
PM8:00 電影放映

邊境影展/ 展覽期間每週五 PM8:00 (百元低消入場)

放映三場+映後座談

8/12

地下社會 (Underground) 1995

導演:艾米爾庫斯杜力卡 (Emir Kusturica)

8/19

鸛鳥踟躕 (The Suspended Step of the Stork) 1991

導演:安哲羅普洛斯 (Theodoros Angelopoulos)

8/26

阿拉斯加之死 (Into the Wild) 2007

導演:西恩潘 (Sean Penn)

2011年7月29日星期五

邊境國 Piiririik

我知道我正敲著不可能的門，
一扇永遠不會開啟的門。
我也知道儘管邊境看起來像是透明的，
卻是真實的，而奇蹟也不會發生。

你是我的鏡像，我的雙生，以及我的對偶……看，這是我的故事，輪到你如此說，為的是紀念我……

波羅的海議院（Baltic Assembly）年度文學首獎（1993年）

上世紀便已被翻譯成十四國語言，迄今已有十八種語言譯本，是愛沙尼亞獨立以來被翻譯成最多國語言的小說。

內容簡介：
一個來自東歐的譯者，拿了法國政府的補助金，來到巴黎編輯並翻譯一本詩集，卻陷入了與一個年逾半百的法國教授（法蘭茨）的戀情；就在他的補助即將告罄，居留權將告結束之時，法蘭茨提議用他的影響力讓這個譯者留在法國，住在他家。當主角明白了自己已成了法蘭茨的禁臠後，在一次情緒的爆發中，冷靜地下藥謀殺了法蘭茨，之後揚長而去，逃脫法外，不知所終……

至少他是這麼說的，在敘事者寫給一名義大利男子安傑洛的信件當中。

至少他叫他安傑洛，從信件看來。

整本小說，表面上看來是敘事者寫給安傑洛的信，沒完沒了的傾訴。在信中，作者透過主角的傾訴，描繪了從一個東歐人的視角，面對西歐的富裕與虛無時，既批判又羨慕的情緒。但作者更將這種觀點延伸到人與生物、男性與女性、宗教與文明、歐洲與世界之間矛盾關係的探討。正如同「邊境」這個主題，主角不斷地面對自己在夢想的新世界中的不存在狀態（non-existence），並讓這個狀態延伸到整個存在的所有層面。

在原文中，小說並沒有清楚地說明主角的性別，因此許多愛沙尼亞讀者從異性戀的角度讀過大半本後，才發現其中可能隱含同性戀情的指涉。事實上，整本小說對一切事實都保留在虛實之間，這也是小說主題──邊境──的另一層詮釋：在又不在，真又不真。

作為愛沙尼亞脫離鐵幕後第一代也是最受矚目的作家，本書是作者對愛沙尼亞獨立、開放邊境、加入歐盟後，所有愛沙尼亞作家面對的身分認同與溝通問題的深刻反省。對照台灣，本書具有特殊的──從他人眼光重審自身的意義。

作者簡介：
1962年生於愛沙尼亞首都塔林（Tallinn），托努‧歐內伯魯在蘇聯體制下經歷過整個青少年乃至青年時期，1985年結束在塔圖大學（Tartu Ülikool）生物學方面的學習後，便投身寫作。除了創作與翻譯外，還當過自由記者、文學雜誌Vikerkaar的編輯、以及巴黎愛沙尼亞文化中心負責人。2006年，愛沙尼亞文學中心（Eesti Kirjanduse Teabekeskus）將歐內伯魯選為愛沙尼亞共和國獨立以來最優秀的作家。

他的作品圍繞著孤獨、性、社會生活、宗教自由、權力與背叛等人性主題，並在文字風格上展現出獨樹一格的國際性－試圖讓自己的文字通過翻譯後仍易於理解，並且不執著於傳統「愛沙尼亞文學傳統」而自限於只有愛國人能了解的主題；加上他周遊列國的生活方式，讓他經常被稱為是「全歐作家」。

著有《邊境國》（Piiririik, 1993）、《價格》（Hind, 1995）、《公主》（Printsess, 1997）、《練習》（Harjutused, 2002）、《廣播》（Raadio, 2002）、《法蘭德斯日記》（Flandria päevik, 2008）、《樂園》（Paradiis, 2009）、《春天和夏天和》（Kevad ja suvi ja, 2009）。

譯者簡介：
梁家瑜，英國愛塞克斯大學文學與電影碩士，旅居法國學習電影製作，現居台北。曾任國際新聞編譯與駐外特派記者。亦兼及翻譯與撰稿。第一部短片作品《不眠不休》獲歐台影展最佳製作獎。熱愛旅遊與探索未知事物。

本書預計8/13上市，全省各大書局均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