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出版社：一個人閱讀，一個人思考: 偉大的二流小說家──伊薛伍德的柏林浮世繪

2013.06.22《中國時報開卷版》(原文聯結)
文/何致和（作家）

沒有人在寫作之初便立志當二流作家。一開始，他們的目標和眼光都是很高的，就算不能像荷馬或莎士比亞名留千古，也應引領一時風騷，成為舉足輕重的人物。這夢想不易達成，最好也別隨便戳破。畢竟，當一位致力書寫者被說成「二流作家」時，那種悲哀與無奈是可想而知的。

二戰前後的生活經驗紀錄

這種情況也有例外。1946年12月的《紐約時報》刊出了一篇關於《柏林故事集》的書評，撰文者阿爾弗雷德．凱辛先說作者伊薛伍德是「真正的小說家」，緊接著又補上一句：「真正的二流小說家。」凱辛是當時美國文化界重量級的評論者，無論再怎麼強悍的作家，恐怕也經不起這樣的一記重擊。不過凱辛這話絲毫沒有譏諷或挖苦的成分。他接下來話鋒一轉，批評像卡夫卡、普魯斯特這樣的「偉大作家」不知精簡，不會全心全意寫小說，雖深知如何讓敘事容易理解，卻竭盡所能在新形式的創造上，彷彿唯有如此才能感到安全。

凱辛把「二流作家」當成讚語，見解固然獨斷，但若我們追溯伊薛伍德早年文學經歷，便不難發現箇中深長意味。伊薛伍德1904年生於英國，家世良好，曾就讀倫敦大學醫科，但輟學隨詩人好友奧登前往當時以性自由著稱的柏林。在《小說面面觀》（商周）作者佛斯特的指導下，他將這段經驗寫成《柏林最後列車》與《再見，柏林》，於歐戰前的英國出版。二戰結束後，隨著伊薛伍德移民美國，這兩本書也被合併成《柏林故事集》，於1945年在紐約重新發行。隔年凱辛即針對此書在《紐約時報》發表這篇書評。

始終堅守寫實主義路線

伊薛伍德寫這兩本書時不到35歲，那時正是現代主義極其興盛的時期。早他10年，有吳爾芙《戴洛維夫人》（高寶）、喬哀斯《尤利西斯》（九歌）和福克納《聲音與憤怒》（桂冠），與他同時，有赫胥黎《美麗新世界》（志文）與卡夫卡《審判》（漫步）。在排山倒海而來的現代主義思潮，與這麼多偉大作家的環伺之下，伊薛伍德卻不為所動。他似乎沒有搭上這股創新的潮流，仍沿用傳統的寫實主義路線。因此這兩部作品，無論是用當時或現在的眼光來看，在技術上不免顯得有些簡單、守舊、新意不足。

在凱辛眼中，這些竟全都成了優點。他認為，在伊薛伍德所處的時代，當一位二流作家簡直是件了不起的事，比模仿一流小說家還難得多。確實，伊薛伍德不是先驅人物，卻是個素養良好的藝術家。他受到寫實主義的薰陶，也堅持待在這個富饒豐厚的傳統裡。他的創作不是為了人類和歷史帶來什麼新概念，而是在於以具有創造力的方式，展示真實的人類生存場景。更重要的是，他不像那些偉大作家，為堅持某種藝術形式而自外於社會大眾，他寫作的目的是為了「享受」──對創作者本身是如此，對讀者來說也是。

縱情享受創作與生活，不為創新而創新，堅持作品與讀者的交流，此為二流小說家的幾點特質。而這些特質，或許正是《再見，柏林》被百老匯製作人相中，連番改編成音樂劇與電影的原因。這部作品在1966年改編成音樂劇《酒店》，成為百老匯的經典戲碼。6年後的電影版本更造成轟動。改編後的作品如此成功，不免讓原著作者有點尷尬，因為後來的讀者幾乎都是因為電影《酒店》才知道原著與作者的存在。

道出柏林的浮華與衰頹

音樂劇與電影雖遮去不少原著的光環，卻掩不住這兩本書的出版價值。伊薛伍德除了成功創造莎莉．鮑爾斯這位經典人物，更重要的是《柏林故事集》呈現出第一手的德國經驗。那是二戰前的柏林，威瑪共和最後的繁華、自由和頹廢之地。他混跡在污穢與雅緻之間，在燈紅酒綠中觀察各式各樣人物的生活，巧妙融合柏林最私密、最不為人所知之處，以及尋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他寫出了那座城市的衰落與憂慮，早人一步揭示了納粹那掃除一切的興起。這是一種「在場」的經驗，無論是在戰前或戰後，都彌足珍貴。

誠懇紀錄現實世界，是凱辛認為的二流作家最重要的美德之一。凱辛早在1946年便揭露了「大眾」與「享受」兩點特質，似乎預先言中伊薛伍德柏林故事日後在百老匯和好萊塢的成功。不過凱辛倒說錯了一件事，他說《紫羅蘭姑娘》是伊薛伍德最好的作品。事實證明，他最好的作品是在60歲寫的《單身》（新經典）。美國女作家斯泰因曾說：「我們全都是二流作家，只不過有些人或許能成為偉大人物。」《單身》讓伊薛伍德證明他是其中一個，且與他的同志傾向與精采感情生活有關，但那已是另一個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