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撰稿/丁名慶(文訊副總編輯)
訪者、受訪者的人生大戲都還上演中呢,「不足」不正是帶著人味活好活滿的動機源頭?只消向阿姨借點她闖蕩影海的「憨膽」。但同時,這「不足」也宛如只屬於訪者的祕密,合宜地裁抑自我而使受訪「他者」始終在尊之重之位置的凝望練習。
傳主/白虹
1939年生,本名王寶蓮。是台灣五、六○年代重要的台語片明星,風格百變,人稱「千面女郎」,一路見證台灣影壇的興盛、跌宕與轉型,代表作為《大俠梅花鹿》、《天字第一號》系列。七、八○年代,她則以武俠片和電視連續劇延續演藝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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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暫地顛倒角色受訪後,阿狗(陳亭聿)傳來部分她採訪「(白虹)阿姨」時,為了順利溝通所製作的年表和PPT簡報檔來驚嚇我,內容豐富的程度,果然已遠遠超出我的經驗與想像。
誰是白虹?一九六○年代跨足台、國語影壇,前進廈門香港泰國,後來又在小螢幕打出一片天的大明星。你不一定知道《天字第一號》裡的百變女特務,但這幾年你有可能看過網路上幾度瘋傳的「天然景禽獸裝台語童話故事片」《大俠梅花鹿》片段。
陳亭聿開始能看電視電影的八○年代孩提時光,阿姨已經息影了;想跟她展開對話,了解並重述她風光燦爛的前半生,陳亭聿只能從昔往的資料:影片、報導、書籍中去尋找、串連她散落各處的身影與足跡。還不僅僅是自己過濾消化,更得將它們善加整理、重現在阿姨面前,幾乎是一個PPT畫面拋出好幾個問題那樣蝸速前進的,循循善誘阿姨啟程回溯,指出這小女生訪者略可辨識或激起更多好奇的細節,就這樣一點滴一滴攢出一本整體感、文字細膩度都十分驚人的前輩影人傳記《妖姬‧特務‧梅花鹿:白虹的影海人生》。
聽著阿狗當面描述,或書裡她細細消化、打磨的第一人稱敘述,彷彿可以很容易想像,這本來活在兩個世界,因著此書催生者林文淇教授希望出版台灣影人系列傳記的大願,才交會、結緣為忘年莫逆的一老一少,並肩蹭在電腦前看著陳亭聿逐一播放的簡報檔,一說一聽地唸著縮擠在娛樂版小框框裡的鉛字報導,阿姨補充著當年未及說的,或是不同於記者「想像」的另一版本……此其時,這位被白虹形容初見印象「怎麼那麼小」的寫字女孩子──她有沒有跟阿姨提過她藝術史研究所的論文寫的是竇加的《小舞者》雕塑呢(那麼長期地專注於一個工作對象,是習慣也幾乎是預言了)──腦袋瓜裡正同時多工處理:阿姨說的,哪些可以相信哪些要保留求證?能寫進書裡嗎?跟前後文怎麼銜接?岔題了,要拉回來或讓阿姨繼續?阿姨欲言又止的時刻,要稍微逼近或放鬆?當然,還有許多陳亭聿自己的訪者心事披露,以及息影多年後的白虹在〈側記〉裡提到的近況,與採訪無甚關連的:幫阿姨拍各種商品照片,或陪伴阿姨閒聊、逛街、置裝、試菜。但這親疏分際如何拿捏?什麼時機跟阿姨說,怎麼開口──阿姨,我們該回到故事裡了嗎?
不僅是面對白虹,在陳亭聿自認還遠遠稱不上資深、以人物為主的採訪履歷裡,如果沒有思考那麼多,她恐怕都無法輕易下筆。也總這樣,在盡可能研讀相關資料、戰戰兢兢當面採訪後,彷彿演員的分飾多角練習,她總會發展出好幾個不同切入角度、敘述筆調的訪稿版本。譬如她最近一年持續為《新活水》雜誌採訪多位八〇年代起即叱吒風雲的文化人們,就曾寫出多達六個版本的張照堂訪稿。其他如金士傑、黃永松等,也多半會發展到兩、三個版本,請編輯一起奢侈地煩惱,務求挑選、調整出最傳神地傳達受訪者氣韻精神的故事。
《妖姬‧特務‧梅花鹿》這樣一本書,而非一篇稿的規模,對陳亭聿來說,確實是人生新里程碑,但其意義或許不僅在於這是她第一本書,更關乎前置功課準備的規模,對單一採訪對象相處的時間、深入的程度,付出情感及承受後座力的過程,都是空前體驗。
回到那些令人頗嘆為觀止的功課:詳列白虹自出生迄今的年表,搭配台語片/影壇大事(且不只與白虹有關的)以及國際、台灣政社經大事;看遍台灣電影史資料(她說得如此輕描淡寫,但那份量其實十分驚人),以及相關的白虹報導;製作進PPT的,除了劇照、廣告、本事、新聞剪報,阿姨合作過的演員們肖像、外景地當年照片、影片中插曲(多首由導演丈夫張英作詞的)歌譜等等。光是這過程,彷彿就又可以另製作出一本教人既驚嘆又實用的「非虛構書寫指南」,見證一種同樣在漫長時間中逐漸積累、熟成的技藝。
她笑說,阿姨自己在這頻繁使用現代科技對話、召喚回憶的過程,最滿意的收穫,是知道除了手機上的App之外,原來「估狗」也可以幫助她收集豐富的食譜資訊。
陳亭聿十分清楚,那些功課僅是窗口、橋梁,真正有價值的還是阿姨的親身體驗與述說。她還邀約阿姨,實際到其中幾處拍片地或人生場景中走上幾遭,無非是為了也建立屬於她自己的臨場感。
或也因此,這本白虹的傳記不只屬於白虹。陳亭聿筆調統一且細緻的書寫,讓讀者藉由她的耳目她的心她的筆,她人生中的一段奇幻冒險時光,不那麼單純地「你說我寫」,而彷彿看到連白虹自己都再度入戲般,正襟危坐地操演著「我」的故事。務求客觀連貫,而不是主觀式的任意跳躍──稍有採訪或受訪經驗的人都清楚,怎可能輕易地「話說從頭」呢?訪者(或也包含編者)得花多大的力氣,將所有採訪材料重新組織,這恰也間接地呈現了對待記憶的慎重。
她回憶剛開始接採訪工作時,也會找董成瑜或房慧真的採訪稿做文本細節分析(訪談當下,才剛告一段落,在附近剛結束採訪工作的房慧真突然就出現了!把我們都嚇了一大跳),但後來感覺「那畢竟不是自己的東西」,無法與自己對話。到如今,就算寫完這樣教人們驚豔的一本書,她還是只能在實戰中邊寫邊摸索:筆調、措詞、感性、思考,乃至受訪者角度的世界觀演變──以及她最感興趣的,那些曾引領時代風潮的大人物們不經意流露的,焦慮。
她自謙其實清楚這本書還有些力有未逮的地方,不過也逐漸學會坦然接受:「不足就是這本書成立的理由。」這帶著幾分公案禪味的自覺,彷彿指向:訪者、受訪者的人生大戲都還上演中呢,「不足」不正是帶著人味活好活滿的動機源頭?只消向阿姨借點她闖蕩影海的「憨膽」。但同時,這「不足」也宛如只屬於訪者的祕密,是她與阿姨一再靠近復遠離的計較與挫敗,幽微地燒灼自己情感的(非自願)流動或硬痂,和正文內容一樣令人在意得不得了;更是合宜地裁抑自我而使受訪「他者」始終在尊之重之位置的凝望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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