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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梁家瑜 |
但那顯然是個誤解，而在《邊境國》出版三年後就該明白的是：連結台北與塔林的不是巴黎，而是莫斯科與北京，它們彼此之間據說「合作無上限」──巴黎不過是個意外，我和托努意外先後都到過這個城市，但我們都回到了自己的地方，在歐亞大陸的兩端，被兩個巨大的帝國隔開。其中一個帝國，在台灣的立法院被佔領之前不到三個星期，佔領了烏克蘭的克里米亞；在太陽花運動第一次見到太陽的三月十九日，克里米亞的親俄派佔領了當地的海軍總部，當天，烏克蘭的國旗被降了下來，換成了俄羅斯國旗，飄揚在克里米亞風中。八年後，在俄羅斯（不宣戰便）全面入侵烏克蘭一個春秋之後，英國影集《王座》（The Crown）終於對兩紀之前，在香港的另一場換國旗上升的情景表達了看法──透過修改歷史文件的方式：當年英國女王讓查爾斯親王代為宣讀的演講，並未表達她「深信香港獨特的個性和精神，能給世界上一堂關於獨立與進步的課」。在這年春天，烏克蘭總統成了全球抵抗侵略的代表，同時，西方各國都在問：「台灣是不是下一個烏克蘭？」一直問到夏天；到了夏天，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台，瞬間讓問題彷彿有了肯定的答案；夏天還沒過完，立陶宛──這個在八八年與愛沙尼亞牽手的國家──派交通暨通訊部政務副部長率團訪台。邊境國如今不再是「無形的」，「對這邊或那邊都一樣」。甚至，邊境國們彼此之間，也不再是「無形的」。然而不變的是：「一個邊境國無法存在。」──除非，「人們準備好為他們在地圖上的位置濺血，因為……」因為什麼？烏克蘭人與香港人會有一樣的答案嗎？俄羅斯人和中國人會有一樣的答案嗎？
於是，我理解到──我突然發現，在一紀之前回台北的飛機上，我揣著的那本輕薄的《邊境國》，不是關於那個在夏至不落的太陽底下歌唱的地方，或是那個一切都過於熱情的亞熱帶島嶼，也不是關於我透過一個自覺隱形的國家看見了我自己出身的那個隱形的國家。我突然發現，我是揣著另一個人懷抱自由的夢想一紀之後寫下的小說，在又一紀多之後帶回了台灣，然後又一紀之後，我才明白這一切都要結束了。在我與托努之間透過《邊境國》串起來的這條線，橫跨的不是歐亞大陸，而是開始與終結，自由之夢的開始與終結。在期間，我們（在不同的時刻、地點與語言中）從對西方的幻想到幻滅，從對自由的享受到困惑，直到現在，我們又重新看到了那個在一切開始之時的陰影：托努大學時期的學生公寓、我兒時餐桌播報波羅的海三國新聞的收音機，旁邊的報紙只有薄薄三張。而在我這遲來的理解之前，香港青年已經在街頭奔跑，而街頭則因煙霧彈而朦朧──彷如未來的預兆──不久之後，煙霧轉為烽火，而在火影中被包圍的理工大學，將要轉移到哪裡？
於是，邊境國是什麼？我們是否又回到了邊境國？又要再次隱形，再次回到自由只能夢想的世界，儘管打字機早已成了古董，手機已成了我們的義肢，而自由或許已無處可尋──至少，那個逃出邊境國的敘事者逃離巴黎後，「那是我的秘密」的自由，如今已岌岌可危──特別是在兩年多的新冠疫情之後。這是個詭異的轉折。只有在新冠疫情期間，邊境國與非邊境國之間的差異被抹消了，取而代之的是國家經濟實力的差異，清楚顯示在各國疫苗施打率曲線中。
但邊境國本身並沒有被疫情給取消。如果，邊境國指的不只是在一切中間，不屬於任何一邊，無法被看見，而是無法真的進入任何一邊並被容許，甚至被要求消失，那邊境國們依然是邊境國。而《邊境國》，詭異的，卻是在邊境國似乎不那麼「邊境」的短暫時刻，才能夠出現，而我才能在不屬於邊境國的巴黎，遇見她，這個無休止地說著、只為了填滿這個世界的空虛的、不知名的她。《邊境國》在邊境國的故事，不只是「我的鏡像、我的雙生、我的對偶」，而是「看見」這鏡像、雙生、對偶的那短暫的一瞥。在這一瞥過後，我們可能又要進入看不見對方──也就是自己──也就是邊境國──的漫長、寒冷的冬夜。真正的問題是：無法逃離祖母的回憶的我們，是否能逃離彼此的回憶？至少，我沒忘記米耳飛，因為托努把她寫進了《邊境國》……
1 一紀共十二年，古漢文中以歲星（木星）「繞地」一周為一紀。見《國語・晉語》。
2 在《亞洲劇力無邊界・第二擊》，香港劇團「小息」演出《邊境國》，問道：「理解是否可能？」見https://littlebreath.com/portfolio/border-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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