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0.24《破報》書評文／PenPouch
於我而言，《柏林最後列車》根本就是柏林版《大亨小傳》。我猜二者之所以地位懸殊、欠缺相提並論，有從巨觀政體到微觀身體的二三原因。它描繪1930s柏林複雜的政經生態，且對共產主義和左翼運動有異常細膩的、同情式甚至認同式的刻畫─冷戰體制與英美文學典律之生成（選取和排除），關係極其密切。它的大亨Norris，幽微陰暗、病態邪佞，乃一悖反所有正向思考、屢屢失控的「反英雄」（而非「悲劇英雄」）；而且，他恐怕是bi（好萊塢主流愛情電影拒斥，也難見容獨立製片同志電影）甚至他居然還是M─更過分的是，書中SM場面卻少得可憐。無論如何，Norris都比不上蓋茨比。
大學時看《酒店》（Cabaret,1972），麗莎明妮莉與納粹前夕之柏林令人著迷。多年後讀到這本原著《再見柏林》，它對高度資本主義和熱烈國族主義的納粹前夜，描繪一如透視解剖圖。歷史自我重複：兩位總統任期後半，都有批判者宣布：台灣已進入德國威瑪時代（意即二位總統都是希特勒）。對我來說，沒有共產黨、沒有前衛藝術（以及二者之挫敗與墮落），就不叫威瑪。讀畢《再見》，讚嘆之餘想起它應與（湯瑪斯曼終生暗戀的兒子）克勞斯曼的《梅菲斯特》併讀。後者呈現了虛假矯揉、偽善扮戲被視為人際社交和系統運作「必要之惡」的1930s柏林；無論面具為何，要獲得名利與奪取權力，你至少要上舞台。
二小說合稱《柏林故事集》，作者寫透30s柏林的墮落，但他從各階級人物的惡看出了善，與悲傷；他也不掩飾自己的惡與內疚。「惡之平庸」正流行，漢娜鄂蘭當初是對「個體─體制」做內部式、內省式思考，而非朝向外部、朝向他人的指責。但此詞彙近乎氾濫，似乎，使用了它，我就既不平庸也不邪惡了─對方才是。反諷的是，當今這種詞彙使用法，恰好就是這詞彙所指摘的。我認為，此詞彙所促生的激情應該是：我是否也在體制裡？即使我不在那個體制內、但我是否其實仍嵌在我尚未廓清其輪廓結構的另一個體制裡？話說回來，這些能夠進入體制、執行體制運作的「作惡的平庸者」，難道不正是既得利益者或掌握權力者、也就是台灣一向推崇、出身名校的優秀人才嗎？左翼布迪厄稱之「秀異者」─這詞在台灣如今竟也成為肯定詞彙了。
發表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