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唐澄暐
當時，我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處理國際新聞，多少也遠離這華而不實的戰火。但有一條中央社外電吸引了我的目光：當蔣公銅像陸續被拆下的同時，波羅的海邊的愛沙尼亞，正因為前蘇聯紅軍銅像的拆遷與否，而在國內興起激烈的爭辯與抗議。
蘇聯吞併愛沙尼亞期間，不僅改變了原本的國土範圍，更改變了族群結構；蘇聯把大量愛沙尼亞人流放至西伯利亞，並移入大量俄羅斯人，形成今日在獨立後愛沙尼亞仍占1／3人口的俄羅斯裔族群。雖然台灣人總喜歡把自身的一切，不管是政治、族群、經濟還是人情味都形容成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東西，但若注意到這條外電，很少有人不會在瞬間體會，為什麼有人急著將銅像拆除，有些人卻堅持這些銅像有不能拆的理由——彷彿是兩國說好要一起進行似的。
就像這本不多見的愛沙尼亞小說《邊境國》中，主角對傾訴者的形容一樣，「你是我的鏡像、我的對偶、我的雙生。」我們各自處在大陸的東西側，一邊都朝著出不去的大海，一邊卻都是沉重的「祖國」排山倒海壓來，這樣的對稱讓我們如同鏡子般，從另一個國度的描述中看見自己的面貌。
《邊境國》是一份來自東歐某處的人，寫給某個義大利男子的信，像真實生活中任性妄為的信一樣，收信者存在與否一點也不重要，那只是讓自述有個假想對象而已。信件講著他從東歐來到西歐的一切新體驗，從物、人到心靈，以及每一個體驗在東歐故鄉的對應。
對主角來說，進入西歐後的一切令他目眩神迷，自由的言論、發達的消費、享樂的生活……相較之下故鄉的回憶彷彿都是陰沉而充滿傷痕的。但主角也無法徹底享受這新世界的生活，儘管故鄉不堪回首，卻也是最堅實的生命根源；而失了根的美麗新世界，卻也在在透露著強烈的虛無。
主角的信件，成為對繁華西歐表象下空虛的批判，他自己的每一天就像是在當下與過往、在愛與恨、在真實與幻想的對立與矛盾中不停漂蕩的旅程，始終無法安定。不僅在信中他一再否定自己有個確實的故鄉與往事，甚至也難以揣測他的性向，所有在身上的標籤只寫著不確定。唯一從信中確切得知他最確切的慾望，是想在眼前清潔無瑕的美好表面下，爆發一切無謂的混沌，直到自己徹底結束在這燦爛的新世界中。
造就如此強烈不確定、不存在感的力量，來自於急劇的變遷。蘇聯及其他在1991年後消失的共產國家人民，在新獨立的國家外殼之下，面對的不僅僅是政治、經濟變化，所有生活方式、言論，以及看待周邊從國家、民族或他人的態度都被迫做出很大的改變。此時的愛沙尼亞不再是蘇聯的一份子，卻也尚未投入資本主義的世界；在這轉變的時刻進行觀察，就如《邊境國》成書的1992年，不僅呈現了轉變過程中的不確定感，更藉此讓觀察者站上同時遠離一切的超然地位，讓其眼中人事物紛紛呈現其兩極與過渡狀態。
「什麼都不是」的邊緣地帶，一直是個能看清所有事物的好位子。雖然要承受缺乏歸屬的不安，卻也少了很多負擔與包袱，總能看見各種人不可見之細節與意義。然而，《邊境國》作者歐內伯魯在書後訪談中坦言，今日的愛沙尼亞在擁抱自由市場之後，早已失去了當初《邊境國》的不確定感，而徹底成為當初書中主角所仰慕又妒恨的西方世界，也將當初書中所感受的虛無與困境化為日常生活，或許也將成為將主角淹沒的那個世界。
而在鏡面另一頭的台灣呢？雖然檯面上來說仍像是個「邊境國」，但這也只是外殼。私底下的我們似乎再確定不過了，幾乎毫不抗拒地接受任何一種新世界到來，況且不管它們外表是哪一個國家，背後都可以說是西方世界。卡債、金融危機、房價高漲到無法住人……我們毫不猶豫地接收了所有發生在美好世界裡的處境，早就失去了站在超然點看待一切的眼光，卻總是嚷嚷著台灣的獨特性，同時還盡一切努力想加入別人的陣營與主義中。但願主角那封信的結尾不是鏡面兩側我們的結局：金融卡被提款機吞沒，沒有了錢，如同沒有了一切，然後天地間不管有什麼，終點都像是一片空白。
註1：世界摔角娛樂（World Wrestling Entertainment）或稱美國職業摔角，為目前世界最大的摔角企業，節目在台灣有線電視台有固定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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